有天下午回到家，坐着发呆，既为自己的立场懊恼，又为自己的出身担忧。这时小恒来了，几个星期不见，他的汇报已经“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嘿，知道吗？珊珊他爸有问题！”
“谁说？”
“珊珊她阿姨都哭了。”
“这新鲜吗？”
“珊珊她爸好些天都没回家了。”
“又吵架了呗。”
“才不是哪，人家说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怎么说？”
“说他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倒是，他不是谁是？”
“街东头的辉子，知道不？他家有人在台湾！”
“你怎么知道的？”
“还有北屋老头，几根头发还总抹油，抽的烟特高级，每根都包着玻璃纸！”
“雪茄都那样，你懂个屁！”
“9号的小文，她爸是地主。他爸叫什么你猜？徐有财。反动不反动？”
我不想听了。“小恒，你快成‘包打听’了。”我想起奶奶的成分也是地主，想起我的出身到底该怎么算？那天我没在家多待，早早地回了学校。
学校里天翻地覆。北京城天翻地覆。全中国都出了修正主义！初时，阶级营垒尚不分明，我战战兢兢地混进革命队伍也曾去清华园里造过一次反，到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砸了几件摆设，毁了几双资产阶级色彩相当浓重的皮鞋。但不久，非“红五类”出身者便不可造反，我和几个不红不黑的同学便早早地做了逍遥派。随后，班里又有人被揭露出隐瞒了罪恶出身，我脸上竭力表现着愤怒，心里却暗暗地发抖。可什么人才会暗暗地发抖呢？耳边便响起一句话现成的解释：“让阶级敌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去发抖吧！”
再见小恒时，他已是一身的“民办绿”（自制军装，惟颜色露出马脚，就好比当今的假冒名牌，或当初的阿Q，自以为已是革命党）。我把他从头到脚看一遍，不便说什么，惟低头听他汇报。
“嘿不骗你，后院小红家偷偷烧了几张画，有一张上居然印着青天白日旗！”
“真的？”
“当然。也不知让谁看见给报告了，小红她舅姥爷这几天正扫大街哪。”
“是吗？”
“西屋一见，吓得把沙发也拆了。沙发里你猜是什么？全是烂麻袋片！”
四周比较安静。小恒很是兴奋。
“听说后街有一家，红卫兵也不是怎么知道的，从他们家的箱子里翻出一堆没开封的瑞士表，又从装盐的坛子里找出好些金条！”
“谁说的？”
“还用谁说？东西都给抄走了，连那家的大人也给带走了。”
“真的？”
“骗你是孙子。还从一家抄出了解放前的地契呢！那家的老头老太太跪在院子里让红卫兵抽了一顿皮带，还说要送他们回原籍劳改去呢。”
小恒的汇报轰轰烈烈，我听得胆战心惊。
那天晚上，母亲跟奶奶商量，让奶奶不如先回老家躲一躲。奶奶悄然落泪。母亲说：“先躲过这阵子再说，等没事了就接您回来。”我真正是躲在角落里发抖了，不敢再听，溜出家门，心里乱七八糟地在街上走，一直走回学校。
几天后奶奶走了。母亲来学校告诉我：奶奶没受什么委屈，平平安安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但即便在那一刻，我也知道，这一口气是为什么松的。良心，其实什么都明白。不过，明白，未必就能阻止人性的罪恶。多年来，我一直躲避着那罪恶的一刻。但其实，那是永远都躲避不开的。
母亲还告诉我，小恒一家也走了。
“小恒？怎么回事？”
“从他家搜出了几大箱子绸缎，还有银元。”
“怎么会？”
“完全是偶然。红卫兵本来是冲着小红的舅姥爷去的，然后各家看看，就在小恒家翻出了那些东西。”
几十匹绫罗绸缎，色彩缤纷华贵，铺散开，铺得满院子都是，一地金光灿烂。
小恒妈跪在院子中央，面如土灰。
银元一把一把地抛起来，落在柔软的绸缎上，沉甸甸的但没有声音。
接着是皮带抽打在皮肉上的震响，先还零碎，渐渐地密集。
老海棠树的树阴下，小恒妈两眼呆滞一声不吭，皮带仿佛抽打着木桩。
红卫兵愤怒地斥骂。
斥骂声惊动了那一条街。
邻居们早都出来，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街上的人吵吵嚷嚷地涌进院门，然后也都静静地站在四周的台阶下。
有人轻声问：“谁呀？”
没人回答。
“小恒妈，是吗？”
没人理睬。
小恒妈哀恐的目光偶尔向人群中搜寻一回，没人知道她在找什么。
没人注意到小恒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