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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文学:独特风景——由王学文散文集《西行随笔》谈起(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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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文学:独特风景

——由王学文散文集《西行随笔》谈起

荆竹

在当下中国,真正是散文的黄金季节,它一改过去边缘化的角色状态,成为一种更为耀眼的文学样式。今天我们又读到了自治区交通厅纪检委书记王学文的散文集《西行随笔》。包括其他官员创作的小说、散文、诗词、辞赋等,可以说,官员文学创作在当前已渐成气候。

所谓官员文学创作,就是指由政府官员创作的文学作品,因其不同的身份、地位、经历、价值观和审美理想,从而带来了其文学作品独特的内涵和形态。官员文学创作渐成气候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格局和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在封闭保守和政治一统天下的年月,不要说官员,就是作家,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文学创作,以散文为例,像杨朔、刘白羽和秦牧的创作中也很少有自由的个性表达。在当下,社会文化呈现多元价值取向,社会角色亦由单一走向多重,这样的环境,官员为文就如同作家经商一样,变成自然而然的事情了。面对社会文化的巨变,官员拿起手中之笔可以记下自己的见闻思感,如王学文书记。应该说,没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文学环境的相对宽松,官员的创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官员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官场的高度紧张、无可奈何的情绪、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有关。无论怎样说,当下的中国官场已出现诸多难解之困局,而身在其中的一些官员对此了然于心,也深以为憾!于是,发泄郁闷苦恼的心绪,解剖自己的人性人格,寻找一片安宁之地,就成为解脱自己的突破口。换言之,官员创作,不论直面现实还是审视历史,不管写山水田园还是往事回忆,都可以看到官场的身影。

能写作的官员往往多才多艺,对文学艺术怀有真挚的热爱与感动,这是他们在繁忙的官场还能坚持创作的内在动力。王充闾曾写过《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详尽地记录了自己摒弃一切娱乐,将生活余时都用来读书写作的人生方式。诗书已成为王充闾生命的内核。刘长春和刘家科精于书法,刘家科又是文学出身,所以他们对文学艺术颇多余心。梁衡是学新闻的,但却表示:我心里真正爱的是文学。也许到我将来退休了,伴我打发寂寞的还是她。张成起学的是经济专业,但他是“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坚持写作,足见其兴趣所在!王学文书记亦是如此,他也说“闲来无事,颇喜读书,亦好游历”。他回首数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深感自己读了不少书,于是做长期的资料积累,发动大脑的储存,对这个世界开始思考,悉心观察,细心琢磨,发现、捕捉生活中的光点,然后加以筛选,改造加工,最后附着于纸上,长此以往,也便有了这本书的收获。所以说,兴趣爱好是成功之关键,这是官员写作生成的内因。

其实,官员与文学有着密切甚至天然的关联,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只是近现代以来,随着科举制度的废止,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官员写作才被历史淡出了。远处不说,屈原、司马迁、诸葛亮、陶渊明、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苏东坡、汤显祖、袁枚、郑板桥、曾国藩等人,既是官员又是伟大的文学家,可以说,如果没有官员的努力,一部中国文学史将是不完整的。我认为,当下的官员写作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承接了中国古代的传统。王学文书记引古人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认为唯其如此,方可成器,方可修齐治平。王学文说他完全是受了古代文化的影响,才开始了自己的读书写作生活。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多么的深远穿骨啊!所以说,中国文化从总体说古今一脉相承。

对当下中国的文学创作而言,官员文学写作无疑是一支轻骑兵,也是一股新鲜血液,它以自己鲜明的特点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官场等重大问题的深入剖析,二是沉实有力的美学风格,三是直截了当的表现手法。

官场是个独特的世界,它以权力为中心,以复杂的关系、人性和人格为半径画圆,如果不是身在其中,很难理解其奥秘。从这一方面说,非官员其写作较少涉及官场,就是写到了,也多是蜻蜓点水,难得要领!而官员写作,则弥补了这一不足。

这一方面张成起的《解读李真之死》《叹杨修之死》和《走总督府》直涉官场,尽管有的重于现实,有的偏于历史,但对官场的剖白都条分缕析,有的还比较深刻,这往往是非官员作家难以做到的。作者写到李真的不真、不孝、不诚、不逊和无爱,但却被省委书记程维高排除异己不断提拔,于是作者深感愤慨,满腹忧郁,也极为困惑。他写道:“李真是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这一点毫无疑义。只不过是在李真驾驶的这台驶向断头台的囚车的行驶途中,程维高不仅拆掉了车上的刹车装置,而且还安装上了一个加速器。”“李真之死,罪有应得,李真之死,程维高难辞其咎!”我觉得,这不仅在写李真本人,不仅牵扯到程维高,还触及到体制和人性问题,它是至今官员散文写作中最大胆、最有力,也是较为深刻的一部作品。

写官场最有深度的是王充闾,而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用破一生心》和《驯心》,前者写曾国藩,后者论中国古代官场奴化治术,可谓鞭辟入里,手不血刃,令人在扼腕叫绝时又不寒而栗。

梁衡主要从正面写官场,尤其是写那些清官。不过在表现清官的丰功伟绩和高尚品格时,也映照了官场的复杂性及其异化,从而展示了政治文化的魅力与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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