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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7章 酒魂西行(从维熙文集④)(37)(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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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08年年初,二十多年前我们在酒厂纵情饮酒的细节,我已然难以回忆得一清二楚;但有一个令人惊魂的细节我至今没有忘怀:那天我和林斤澜、刘绍棠与当时酒厂厂长用以喝酒的容器,不是酒杯,而是山西人用的瓷碗。此情此景,至今让我心跳。仔细想来,这么多年我几乎走遍了中华大地上的各个名酒之乡。贵州的茅台酒乡我去过,四川的五粮液酒厂我去过,湖南的酒鬼厂我也光临过……但杏花村之酒情中的历史含量,对于我这个苦难的灵魂来说,无疑是最最难以忘怀的。特别是迎接我来临汾和送我回北京的郑怀礼老人,竹叶青美酒的清醇,犹如他的影子,因而提起笔来的时候,这个关爱我的老人形象,便与杏花村清醇甘洌的酒香合二为一了。

人是有情物,酒也是有情物;两情结合,点燃了我的文学生命的再生。这是忆旧迎新有感言之一。当新年来临,我举杯迎新时,不禁忆起了给我雪中送炭的许多好人。酒后即刻挥笔成篇,以志永生不忘。

2016年秋日修订于北京

[酒醉台北——古今酒话之十一]

我的饮酒生涯中,有过三次大醉的记忆。第一次是1982年之春,访问澳大利亚归来,刚刚回到国门广州,就忘我地一饮而醉;第二次,是在1991年之冬,电视台陪同我回访一个昔日我所在的劳改农场时,大概是由于过多的悲楚的往事,一起涌入我的心扉之故,我醉倒在那块我曾付出过汗水和流过血水的土地上;在台北是我二十年来的第三次醉酒,仔细究其缘由,我之所以酒醉,不外是出于两岸相隔了几十年,手足情浓的感情因素所致。

我喜酒而又善饮,始自20世纪50年代——即使是在劳改生活的二十年里,我与酒也没有断了缘分。在大雪纷飞的冬日,几杯劣质的白薯干酒进腹,顿感驿路严寒化为乌有。当时,我内心十分感谢大禹的女儿仪狄,如果古代没有仪狄造出使堂堂男儿顿生阳刚之气的琼浆玉液来,中华当少了许多铁血男儿。酒是有情物,因而当我同代的许多文友,因身体健康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与酒告别时,唯我仍然嗜酒如初。我何尝不知酒精之害,但是“人求其全何其乐”?也许正是我的这种并不符合时尚的行为准则,才使我留下这次酒醉台北之记录。

那天是1998年10月28日,是我们抵达台北的第二天,白天的参观已使我感到十分疲累,晚上盛情好客的主人又在晚宴上频频举杯。我们一行的作家中,善饮的莫言、苏童、余华等,都被分在另一桌进餐,与我同桌的王巨才有糖尿病,而被我们一路上称为张小姐的老弟张炜,又属于那种与酒绝了缘分、严格恪守养生之道的君子文人,这种情况颇使敬酒的友人扫兴。我本来也无意当那匹冲锋的黑马,因为当天晚上还有朋友从新竹开车来看我,但又想到这是两岸文友的第一次相聚的正式晚宴,如此理性地对待主人的敬酒,不仅有失文友聚会的火爆,而且有负中国文人的千年风范。巨才耳闻我有一定的酒量,便催我与之对杯;其实就是巨才不动声色,我也到了无法自我克制的地步——面对那一次次的台湾文友敬酒,来自大陆的文人似无铁血男儿,已然使我感到汗颜,于是我站了起来充当了那匹冲锋的黑马,与台湾的文友们一杯杯地对饮起来。在我的认知里,中国大陆的白酒度数最高的也不过五十度左右,与之对上数杯不会出什么问题,因而在对饮中失去了防范(事后才知当天我们喝的金门高粱酒,高达七十六度)。加上台北的友人大都善饮,我一下子成了晚宴上对酒碰杯的目标。

是出于粗心?

是出于激情?

也许是两种心绪合二为一的缘故吧,我忘乎所以地贪起杯来。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失准的话,好像是南华管理学院文学所的一位同行,提议我与他对饮“深水炸弹”。这个名词在大陆是没有听到过的,就是把一杯白酒,沉到台湾产的生啤酒的大杯子里,白酒连同啤酒一同饮下。我已然被酒兴激起,便再无任何一点怯懦之情,一杯杯地与这位朋友对起杯来。晚宴下来,我已喝了足有半斤多白酒,再加上混同白酒一块儿入腹的啤酒,我开始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醉酒的感觉。这时耳边似乎听到张炜对我耳语:上飞机前,嫂子可是让我监督你喝酒的。但此刻停杯为时已晚,我只好野马撒缰地任其自然了。

我是被同伴搀扶着回宾馆的。在回来的路上,恍惚地记起今晚还有朋友要来。等我走回屋子时,从新竹开了一个半小时车、专为来看我的友人林韦伶女士,已然在室外等待我多时。我用头脑中残存的一丝清醒,向友人握手问候,并把她让到我的房间里。友人已经看出我已醉酒,她没在屋内久留,匆匆把她送给我和我妻子的礼物交给了我,并询及我的行程中能否在新竹停留,就站起身来向我告辞。我挽留她稍坐一会儿,把我最近在大陆出的一本新书《走向混沌》回赠了她。当我在书的扉页上签名时,我记得手在哆嗦,可以想象无论是我个人的名字,还是林韦伶的名字,都一定写得歪歪扭扭,如同醉鬼画符一般。之后,我的记忆就消失了……

待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才发现我是穿着西装睡在床上的。睁开眼睛的时候,正是早上七点钟整。第二个自我发现是,夜里睡下时没有关闭房门,好在台北10月底的天气还很热,使我醉卧台北那天夜里,没有伤及身体。唯一让我头痛的是那身西服裤子,不仅留下豪饮时的斑斑菜痕酒迹,还被我揉得皱皱巴巴的——而当天在台北图书馆“两岸作家展望21世纪文学研究会”开幕式,将隆重举行。我只好打开箱子,重新更衣,把衣箱翻得乱七八糟。尽管如此,我丝毫不悔昨天晚上的酒醉,试想如果没有我充当对杯的靶牌,文友的相聚将会冷寂失色;“两军对阵”,总要有人付出一点“牺牲”,那么就让我担当这个角色吧!

在那天两岸作家共议21世纪的文学会议上,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就是昨晚与我对饮的作家,见我仍然满面红光地光临会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之间留下一段如下的对话:

“你没有被‘深水炸弹’击沉?看你当时已经飘飘然了。”

我说:“下沉了一夜,这不又漂上来了!”

“你很善饮,咱找个机会再会一次?”

“那得换个地方了,你们到北京去,我请你们喝‘酒鬼’!”

“酒鬼遇酒鬼,不知是你醉倒,还是我醉倒呢!”

我说:“久别相逢,双方皆一醉方休,那本身就是一篇浪漫的文学。”

台湾友人们说,那是文学品种中的诗。时代中死了李白与酒的潇洒,也就死了不少的浪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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