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这些话是由衷的。这些年来，凡是莫言发表在大刊物上的作品，她都是先于我的读者。虽然她的文字表达能力偏软，可是感悟文学的能力却十分过硬；近两年内，她特别欣赏莫言发表在《收获》上的《野骡子》。我往往是在她的启迪之下，阅读莫言近年大量作品的。但当时面对电视屏幕，我仍然忍不住对莫言的形象窃笑不止，当然，他脱了军装，我也就把“绿色熊猫”的印象，渐渐地淡忘了。
想不到的是，我的这一细节被她记住了。1998年中国9位作家应海峡对岸之邀，出访宝岛台湾。当天，她送我到机场时，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对我耳语说：“当过军人的莫言，就是与别人不一样。你看，别人都慢悠悠地磨蹭，只有莫言像个搬运工，不惜力地帮大家集中行李。你应当承认你那天说莫言不像军人，至少是个偏见。”
我说：“那是他从来具有的憨厚，当然啦，与他当过兵也可能不无关系！”
到底孰是孰非，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莫言是个一贯没有娇气，肯于在集体中吃苦负重的人。早在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联邦德国的时候，莫言在团队中也拿出他的那份朴实，在往返的机场上扮演搬运工的角色。其实并没有人让他这么干，其闪光点出自他的行为本能。因而，在访德归来做总结时，他是全团一致公认的劳动模范。这些看起来貌似平常的、正是身背娇骄二气的同行们最为匮乏的精神。因为我经受过劳改的原因，我特别看重莫言身上十分浓烈、在知识分子中最为欠缺的素质。因而，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总把莫言看成我的忘年小兄弟。在出国访问期间，只要有两个人同住一间屋子的机缘，我都愿意与他为伍。
阳刚的内核
怎么说呢，那是一段文学低迷的时期。这年的年节前的12月28日，友人们在我家中欢聚，迎接90年代的文学之春。那天，来的友人很多，我的同辈人自不必说，该来的都来了。在比我年轻一代的作家中，莫言也来了。在我记忆中，他当天说话很少，酒却喝得不少。在我的认知中，文人有两种酒态：一种是酒后忘我，一种是酒后沉默。莫言属于后一种，当他与在座的王蒙、叶楠碰杯时，只是往嘴里倒酒，没有叶楠等友人酒后的高声喧笑。最有意思的是，当友人们离开我家之后，妻子才发现莫言带来的年节礼物：一个竹编篮筐里，蜷卧着两只颜色相异、绒布做成的小猫。
“这有点像他今天的肖像，今天他的话很少。”
“应当说人家十分腼腆。”妻说。
我笑了：“老虎醉酒后也是腼腆而无声的！”
妻说：“你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莫言。”
为了论证出一个真实的莫言来，我对妻子说：“你看他的《红高粱》，是不是充满了人性中的野气？蔫人出豹子。这个山东高密小子，骨子里藏有豪气、义气、霸气和匪气。”
妻子笑个不住：“你别侮辱我们军人。”
“怎么是侮辱呢，这是最高的褒奖。你没看见文坛上那些‘排排坐，吃果果’的乖乖们，骨头里最缺的就是这种钙质吗？”她无言了——她对文坛缺乏全面的了解。
大概是第二年的早春，一位山东的编辑来我家组稿。言谈之间，他从背包里拿出了一瓶酒，说是奉莫言之命给我带来的家乡烈酒。那瓶酒的名称，今天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是酒瓶上的商标，我却一直记忆在心：那是《水浒传》中的汉子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虎的画面。没等这位编辑多费唇舌，我立刻应下为他们报纸副刊写稿。他连连对我表示感谢，我说你感谢莫言去吧，只要是莫言的委托，我一定尽其所能。之所以如此，我当真觉得莫言的躯体里，蕴藏着打虎人的阳刚之气。
时隔不久，华艺出版社找到我的家里，说是要突破一下文坛的沉闷局面，要我出面找上几个有创作实力的作家，出一套实力派作家的书。在比我们这代人更年轻一代作家里，我找上了莫言。现在回头一看，那套丛书虽已黯然失色，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华艺”能把这些作家捆绑在一起，在建国门外的一家饭店聚会，事后又出了一套“当代小说大系”，也算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行为了。
记得，在会议间隙，莫言曾对我说：“老哥还不忘我，我铭记于心。”
我说些什么今天已然记不清了，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莫言，倒是真情实话。在我的认知里，进入90年代之后，出现了一批吃狼奶长大的后来人，他们心中只有自己，并只为自己活着——莫言与一些狼孩泾渭分明，他行文做人的野气里，始终不失中国传统中的忠厚。尽管后来，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写作，彼此来往少了一些，但莫言在文苑如日中天之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像有的廉价文人那般自吹自擂，或千方百计煎、炒、烹、炸自身。这是我尊重并深爱莫言的又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