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偏西了，屋里光线暗淡下来，父亲歪在他身后的被子上睡着了。脸上还保持着酒醉的红光。
大姐指挥三个妹妹们收拾桌子，她开始调除夕夜的饺子馅儿。
人们常用“像过年一样高兴”来形容心情，可见过年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姐妹们欢天喜地的要包饺子了。
大姐打开了灯，厨房沉浸在一团柔和的橘光里。
父亲不知什么时候醒了。他脸上的红光不见了，堆满了愁云。
他站在炕上，透过墙上的一块玻璃既可以俯瞰厨房，又可以总览他所在的外间屋。
他像监工，并且像找茬的监工，一副随时要抓倒霉的雄威。
大家心照不宣地谨慎起来。家里静悄悄的，每个人蹑手蹑脚地做事，怕手闲下来。
哥哥都自觉地拿起扫帚划拉院子去了。
如果一直在厨房干活就好了，但最后的工作还是得集中在外间屋。
大姐把一张面板靠着炕沿儿放在炕上，正好在父亲眼皮底下。
她一条腿搭在炕沿儿上坐着，背对着父亲耸动着肩头揉面，一盆调好的饺子馅放在面板旁。
三个妹妹挤挨着围着面板，父亲在炕上坐了下来，不必看他，也能感觉到他虎视眈眈的目光。
二姐的位置最好，被大姐挡住了，最小的妹妹忽闪着黑亮的大眼睛一会儿瞅瞅父亲，一会儿乖巧地递筷子，一会儿摆饺子。
老三红梅整个暴露在父亲的目光里，她如锋芒在背，多希望自己穿上隐身衣，父亲看不见她。
擀面杖咕噜咕噜的声音，捏饺子的声音，还有小心翼翼呼吸的声音。
大哥进屋了，歪躺在妹妹们身后。
“你玩呢？嗯？”
突然一声怒吼打破了沉寂，气氛像绷紧的弦突然断了。
面板周围伸出来的手都一哆嗦。
父亲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他继续咆哮:“那样包饺子一下锅就得碎，大过年的吃片汤”？
四姐妹低着头转着眼珠面面相觑。
突然父亲又喝一声：“小红梅你给我下去，有你那么包饺子吗”？
红梅又惊又怕，她抬起头错愕地看着父亲。
父亲怒目圆睁恨不得吃了她，愤怒地颠着屁股。
那姐仨儿谁都不敢吱声，她被惊涛骇浪淹没了，不知所措，眼泪不争气地流下来。
父亲一看她哭了，爆发了：“大过年的你哭啥？不吉利的玩意儿”。
说着站了起来要揍她，大姐擀着面皮说：“她包的挺好的，咋就能碎了”？
父亲没理会大姐，喝令红梅：“把眼泪擦干净，去！到你妈相片前道歉”！
大姐停下擀面杖给她使了个眼色，无奈地说:“你别包了”。
她把包了一半的饺子放在面板上，赶紧下了地。
她拿起毛巾擦泪，可是泪水断线珠子一样擦不干，她不知如何向母亲道歉。
站在母亲照片前看着她淡淡的微笑，她更委屈了，抽噎着，心都抽搐了。
父亲终于失控了，奔着炕沿儿要跳下地。
刹那间，除夕夜变成了一场家庭暴力。
二姐一把将她推进里间屋关上门，她在黑屋子里瑟瑟发抖。
父亲在外间屋像头愤怒雄狮，他似乎要把平生所有不如意都宣泄出来，他声振屋瓦：“你们这群狼崽子，没心没肺的狗崽子”！
大哥不耐烦地吼了一声：“行了，大过年的”！
这一句果然有效，父亲的骂声立即小了，渐渐停住了。
一阵狂风骤雨似乎刮过去了。
红梅呆呆地注视着窗外一闪一闪的爆竹亮光，沮丧的想：今年又是我！为什么每年挨骂的都是我？”
她不知道的还有，父亲为什么每到过年就找茬骂人？他选来选去，总是把怒火泄到她头上。
不管她如何小心，都躲不过去。
几个小时后广播里传来首都的钟声，一九八六年来了。
她又长了一岁，长大真的不容易啊！
那年的六月，她初三要毕业了，她郑重地报考了县实验高中。
她要考大学，她要到远方去，她要远走高飞。
可是那天午休时，班主任邵老师把她叫到大白杨树下。
树叶婆娑，把日光揉成金点洒在她脸上。
邵老师摸了摸她的头，理了理她的发梢，顿了顿说:“红梅呀，你爸上午到学校来了，他介绍了你家的情况。
他一个人在小学上班；
你哥在县城补习班复习；
你大姐辍学在家做家务；
你二姐在县城实验高中上学；
你妹妹马上小学毕业了；
作为三女儿的你不能再报考高中了。
你爸的意思是让你考所中专或师范。
三年后就能工作挣钱了，就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了”。
邵老师惋惜地看了她一眼说:“你爸把志愿改成中专了”。
最后这句犹如晴天霹雳，她整个人焦了。
邵老师回去了，她呆呆地站在大白杨下，飒飒的树叶声突然变得遥远，她的世界死一般沉寂。
回到家，她什么也没说，没问。没为自己争取，没为自己坚持，她不敢，不敢反抗来自于父亲的安排。
就那样把三年的憧憬掐碎了，扔了。
她默默地为考中专而准备，并且顺利地考上了。
她是她们班唯一考上的学生，她们学校拿到通知书的人里唯一的应届毕业生。
中专三年，轻描淡写地把岁月带过，留给她的是几大本日记记录的成长。
三年里变化的还有她的模样，她已出落成一个水灵灵的女孩。
细瓷儿般的脸蛋儿，星辰般的眼神，轻盈的腰身，不是多惊艳，而是细致耐看。
浓密细软的三千烦恼丝，发卡揽不住，皮筋儿缠不紧，经常突然松散开，如瀑在肩头，她还不觉。
她曾立志要离开冰冷的家，再不见暴躁的父亲。
但她中专毕业后又回到了家，又骑上那辆破自行车，每天往返24里路，到母校，卧龙镇七中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