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山大战发生后两三天之内，另外的3个师先后与鲜卑的骑兵部队相遇。
2月18日，122师2旅在白登以北与鲜卑巴真部的骑兵相遇。巴真部是拓拔鲜卑中部偏东的一个大族，其族中骑兵部队单独成军，由族中长老会选出有能力的勇士担任统帅。2旅遇上的就是巴真部的10万大部队，由巴真部一名叫巴真灵提的勇士任统帅。
双方在白登以北180里处发生了遭遇战，巴真灵提一言不发就展开进攻，让2旅准备的特种作战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由于双方人数相差太大，2旅损失了近万人，减员达30％。2旅边打边退，坚持到晚上派出特种兵小队刺杀巴真灵提，虽然没成功，但也缓了一口气，让巴真灵提不敢全力追赶。
第二天，双方又展开对战，到得中午，2旅用飞鸽传书呼唤的1旅和3旅赶到，三面夹击终于击溃了巴真部骑兵，巴真灵提战死，己方损失了1万多人。
当天，113师与133师也同时遭遇了鲜卑军队。133师用特种作战刺杀了敌放主将，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而与113师对阵的鲜卑军队则给了他们一个惊喜。
原来，2月18日晚，还未与汉军照面的鲜卑军主将被副将图阿母夺取了军权。第二天两军相遇的时候图阿母就向113师投降了。后来才知道，图阿母母亲是汉族姑娘，他从小就非常仰慕中原。这些年随着大汉的发展更是向往，不过一直没有抓住机会。这次知道鲜卑必败，因此趁机投降，立了一个大功。
这时候，后方的云中却发生了意外。一个鲜卑的骑兵分队1000多人不知怎么饶过了前方的战场，偷袭了云中，造成了数百名平民死亡，幸好由于是边境城市，城中驻扎了一个营的军队。因此，这伙偷袭的军队被打了回去，没能进入城中。
随后的两个月，汉军在鲜卑部分投降士兵和将领的带领下控制了南鲜卑全境，但随之而来的民族问题却让中央犯了难。
虽然鲜卑族的历史只有几百年，之前根本没有形成民族，而形成部落则是近百年的历史，除了北鲜卑建立的统一的鲜卑国外，南鲜卑各部还是松散的部落形式。各鲜卑族人并未形成有效的凝聚力。之前因为汉朝的懦弱，鲜卑入境劫掠也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难免有轻视汉朝之意。如今的大汉却以雷霆之势收河西，败乌丸，北击拓拔部，使松散的鲜卑人失去了抵抗的信心，因此主动投降者大有人在。俘虏的鲜卑军队直接投降的士兵的比例占到了30％以上，还有65％被劝投降，只有5％顽抗不降。
尽管大部分鲜卑人投降了，但仍有小部分的鲜卑士兵活动在草原上，他们仗着地形的熟悉，南袭北扰，搅得汉军后勤部队不得安宁，派出军队围剿效果有不太大，主要是有鲜卑平民给他们提供掩护，这就是民族矛盾的具体表现了。
战后两个月，经过大汉中央高层的决议，将河西并入凉州，乌丸并入幽州，拓拔部单独成立原州。首府为拓拔鲜卑王廷所在地温尔达，既今天的二连浩特附近，军事上划入洛阳军区管辖。
时间进入199年6月，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原州政府初步建立，工作逐步进入正轨，带领族人投降的部分鲜卑将领和贵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官职任命。对这些人的任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汉族与鲜卑的民族矛盾，政府工作相对顺利了一些。但从战后４个多月的统计显示，因为鲜卑那些没投降的士兵针对政府的袭击造成了大汉上十万银元的损失。虽然我们都知道有大量的鲜卑平民给那些破坏分子做眼线，清除了一批又一批潜伏的奸细，但仍然没取得多大效果。鲜卑人太多了点，100多万人，怎么去清查？因此那些破坏分子的袭击仍然继续着，每天都在给政府造成新的损失。这样的局势使中央展开了对少数民族该实行什么政策的讨论。
对这个问题，由于受后世的影响，我比较倾向于慢慢同化的方法，要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与汉族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少数民族逃脱了被同化的命运的。我的意思是把部分鲜卑族人迁徙到内地，再迁一些汉族平民到鲜卑去，从生活习惯上慢慢的同化他们。但我的这个主意并未得到最广泛的赞同。由于军中大多数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平时的思想就比较侵略，加上这次战争，有些人已经变成了战争狂人，叫嚣着要以铁血的政策镇压。但在我的后续战争需要大量人口支持的前提下这显然是不成熟的办法，大家是不会同意的，不得已，6月28日，我又召集了中央高层和各军区领导人进行了一场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讨论。
会上戏志才、审配、沮授、辛评、司马徽等比较支持儒家思想的老官员一力支持我的同化政策，认为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我们应该慎重，要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政策，绝不能让少数民族百姓认为我们是和他们的族长一类人一样去奴役他们的，要让他们知道我们带给他们的是先进的文明生活。否则今后对外征服时将会遭遇许多不必要的抵抗。
他们认为现阶段对于鲜卑少数民族主义者应该在平民百姓中加强中华民族主义的宣传，让他们认识到大家都是一个民族，诱导他们举报那些破坏分子。在政策上，应该给少数民族特殊的照顾，让他们意识到我们是很亲近他们的，使他们产生认同感，让他们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来。
不过会议中铁血少壮派军官占了大多数，他们认为对这些破坏民族团结的家伙应该采取铁血政策，对为破坏分子提供情报消息的百姓也要坚决判处死刑，杀一儆百，杜绝消息泄露的问题。而最后中情局田丰的发言才促使我做出了选择。
田丰先给大家通报了一份详细的鲜卑战争统计数据：此次战争中大汉出动113、133、122、123四个师共48万人，其中作战部队近40万，歼灭鲜卑三部80万部队，鲜卑族人死亡30万人，汉军死亡了6万人，与鲜卑死亡率对比达到了1：5。如果按这个伤亡比率来算，要实现统一统全球的梦想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话。根据情报初步估计，世界上其他国家和部落的正规军队总计约有2000万以上，即使以敌方20％的死亡率计算，我们自己都要死伤400万人。根据这次战争的伤亡比率，400万人死亡最少要1000万以上的部队来支撑。而我们6000多万人口支撑1000万的军队对我们农耕的汉族来说绝对是不可能的，就是目前我们支撑50万人出征作战都已经是极限了。我们不像草原上的民族，只要成年男子皆可以成为士兵，我们打仗需要极大的后勤支持，我们需要人给我们生产各种物资，这只是战争中死亡的人，而我们占领外族领土要派军驻扎的，最少需要两三百万吧，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在初期以铁血政策镇压叛乱，然后以大汉的富足来诱使他们放弃抵抗，甚至加入我们的军队，增加人口优势。
田丰的这份报告是先拿到皇参处去讨论了一番的，像郭嘉这些年轻人都是比较支持铁血政策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和人手去慢慢消耗。他们在会上给我出了一条我本来应该早就想到但又没有想到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那就是“以夷制夷”。在郭嘉的建议下，我撤掉了图阿母的军中职务，改任原州州长，派了两名副手给他，进行原州内政工作管理。其他投降的将领和贵族尽量给他们一个好的安置，当然暗地里还是被我们监视起来的。
结合各位中央大员和幕僚的意见，最终形成了以铁血政策为主，怀柔政策为辅的民族政策，一有叛乱便进行血腥镇压，但对没有犯事的平头百姓则好好对待，与汉人一样一视同仁，决不歧视。用前世的话说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其中对少数民族的管理尽量以他们本族的亲汉人士为主，这样能降低他们的抵抗情绪，总算能暂时解决民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