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董其昌沉迷于硬笔书法之中，袁可立提醒他道：
“你是陛下的日讲官，不能只教陛下写字。”
“现在陛下都在学习什么？有没有《贞观政要》？”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代推崇的明君，《贞观政要》也一直是大明皇帝和太子的教材，由文官讲授给皇帝。
当今皇帝是由藩王继位，没有经历过太子的学习。袁可立认为应该补上这一课，让皇帝好好向唐太宗学习，免得他向嘉靖皇帝乱学，在礼仪上面搞事情。
董其昌还真没有注意这件事，他主要是教皇帝习字。听到袁可立的询问，仔细想了一下，说道：
“陛下一直在学《大学》《尚书》和《帝鉴图说》，还没有开始学《贞观政要》。”
“我和几位日讲官交流，他们打算在《帝鉴图说》讲完后，向陛下讲授《通鉴》。”
《通鉴》就是《资治通鉴》和相关的一系列图书，例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孝宗弘治皇帝命李东阳等人编撰的《历代通鉴纂要》等。
和《尚书》《春秋》《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一样，是大明皇帝和太子的教材。
至于《帝鉴图说》，是张居正亲自指导讲官编撰的，里面有上篇81、下篇36、一共117则事例，用以教导当时年幼的万历皇帝。
袁可立听到皇帝现在还在学这个，顿时哑然失笑，说道：
“《帝鉴图说》有什么好学的，陛下这么大了，几天就能学完。”
“怎么开讲快两月了，还在学习这个？”
“是陛下学得不用心，还是讲官教得不用心？”
《帝鉴图说》是张居正等人编撰的，当然符合文官对君王的要求。而且这本书图文并茂，注解浅显易懂，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帝王教材。
不妥的地方也在于此，它的内容太浅显了，根本就是教小孩的，已经成年的皇帝不应该学太久。
（《帝鉴图说》其四揭器求言，夏史纪：大禹悬钟、鼓、磬、铎、鞀，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谕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鞀。”【解】夏史上记：大禹既居帝位，恐自家于道有未明，义有未熟，或事务有不停当处，或有可忧而不知，或狱讼之未断，四方远近的人，无由得尽其言。于是将钟、鼓、磬、铎、鞀五样乐器挂在外面，告谕臣民……）
袁可立听到皇帝学了近两个月，还在学《帝鉴图说》，顿时觉得不妥，认为该换教材：
“尽快把《帝鉴图说》讲完，向陛下讲解《贞观政要》。”
“当今陛下聪慧，要让他向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学习为君之道，以免走上歧路。”
董其昌听得有些纳闷，不知道袁可立为何突然关心皇帝的教育问题，还特意让自己建议皇帝学习《贞观政要》。
询问之后，才知道皇帝打算在祭祀上搞事情，学习嘉靖皇帝掀起的大礼议，让朝堂官员站队。
这种事情，是经历过国本之争的文官都不愿意看到的。当年嘉靖皇帝掀起大礼议，逼迫官员站队，选拔出支持皇帝的臣子，进而掌握权力。
万历皇帝也有学有样，搞出个国本之争。想要让群臣站队，支持他和福王。
结果文官都学聪明了，根本就不上当。没有人理会什么福王，大部分都支持皇长子当太子。
当今皇帝又捡起这个故智，文官更不以为然，根本不想理会。
对于文官尤其是进士来说，他们大多想的是安安稳稳当官，根本不想每隔几十年站一次队，把自己的身家性命赌上去——
别说大明的这些文官了，就是清朝的奴才官员，在经历过九龙夺嫡后，后续参与夺嫡的热情也直线下降，根本没多少官员愿意参与。
所以九龙夺嫡之后，清朝的夺嫡烈度直线下降。所谓的秘密立储几乎只存在个形式，实际还是按嫡长制。
大明的臣子虽然没有经历过九龙夺嫡，但他们经历过大礼议。在被嘉靖皇帝教训后，面对万历皇帝想要在继承礼法上搞事情，他们毫不犹豫地顶回去——
几乎所有臣子都明确支持皇长子，他们不想每次立太子都站队、任由皇帝玩弄。
所以，在听到袁可立说起这件事情后，董其昌和他的想法一样，认为不能任由皇帝胡闹、不能让朝堂上的官员站队。
但是现在的局面是，朝堂上的官员主要是阉党残留人员，他们不敢激烈反对皇帝，免得皇帝在他们受到弹劾时，直接把他们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