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泽民和琴秋要去鄂豫皖苏区了，他们来告别，谈到秋白在四中全会后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现在没有工作，并告诉了我秋白的新住址。于是第二天我和德沚就去看望他们。秋白和之华见了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四五个月没有见面了。在叙了家常之后，秋白问我在写什么？我答已写完《路》，现在在写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他听了很感兴趣，又问全书的情节。我说，那就话长了，过几天等我把已写成的几章的原稿带来再详谈吧。过了两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带了原稿和各章大纲和德沚又去，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直到六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秋白详细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红军及各苏区的发展情形，并解释党的政策，何者是成功的，何者是失败的，建议我据以修改农民暴动的一章，并据以写后来的有关农村及工人罢工的章节。正谈得热闹，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可是匆促间，他们往何处转移呢？我们就带了他俩到我家中去。当时我家在愚园路树德里，住的是三楼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我曾对二房东说，我是教书的。现在带了秋白夫妇来，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不久就要回去。我让孩子睡在地板上，把床让给秋白夫妇睡。之华大概觉得我们太挤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秋白建议我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秋白看原稿极细心。我的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愤怒绝顶而又绝望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以上各点，我都照改了。但是，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我没有按照他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我发觉，仅仅根据这方面的一些耳食的材料，是写不好的，而当时我又不可能实地去体验这些生活，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不如割爱。于是我就把原定的计划再次缩小，又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这一次是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了。但已写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还是保留了下来，以至成为全书中的游离部分。这个新的分章大纲比前一个分章大纲简单多了，现在还保存着其中的一部分。
秋白住在我家中时，我们也谈到当时“左联”的活动情形。他问到鲁迅。原来他还没有和鲁迅见过面。我说：在方便的时候，我和你同去拜访鲁迅。五月初的一天，忽然冯雪峰来了。雪峰是送刚印出的《前哨》来的，原来他也没有见过秋白，我就给他们做了介绍。当时我想，我这个家条件太差了，闯来个生人，秋白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对他的安全不利。于是我就与冯雪峰商量。我说，鲁迅的家是比较安全的，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一个高级公寓里，房子宽敞，住这公寓的大多数是欧洲人或日本人，一般的中国人都不去那里，但秋白与鲁迅从未见过面，贸然而去，是否妥当？雪峰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他倒有个可靠的去处，他有个朋友叫谢旦如，福建人，谢的父亲已故，是大商人，开过钱庄，家住南市，房子宽敞，秋白住到那里，是绝对安全的。不过先要征得谢旦如的同意，还要做些准备工作。我们与秋白商量，秋白也同意。我们又商定，如果谢旦如同意，就由他在《申报》上登一余房招租的广告，秋白、之华再去承租。又过了几天，之华来了，说他们的旧居，没有被破坏，还是安全的，可以搬回去住。于是秋白决定搬回去。临走，我对他说，雪峰找的房子如联系好了，还是搬过去，总比这旧居安全。他也同意……不久，雪峰就帮他们搬到南市谢旦如家中去了。
现在回过来再谈《子夜》。
经过与秋白的交谈，我就考虑如何压缩《子夜》的原定计划。可是尚未动笔，雪峰又来找到我，一定要我担任下半年的“左联”行政书记。不久，秋白也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他向我提出要总结“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经验，要我写两篇论文。加之那年的夏天奇热，一个多月的期间天天老是华氏九十几度的天气，我的住房又在三楼，热得喘不过气来。这样，我只好满足于先把新的分章大纲写出来，而把《子夜》的写作暂时搁下，专注于“左联”的日常工作。直到十月份，我觉得写《子夜》的计划不能再拖了，便向冯雪峰辞去“左联”行政书记之职，坐下来，按照新的分章大纲，重新往下写。我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写的后记中说的：“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期间因病，因事，因上海战争，因天热，作而复辍者，综记亦有八个月之多，所以也还是仓促成书，未惶细细推敲。”就是指的这次重新提笔以后的情形。
关于《子夜》的题名也有一个变化，最初的题名我曾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后来决定用《夕阳》，署名为逃墨馆主。当时是应《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之请，打算从一九三二年起先在《小说月报》连续刊登（其实，那时全书尚未写完，只写了一半）。不料突然发生“一二八”上海战事。商务印书馆总厂为日本侵略炮火所毁，《小说月报》从此停刊，我交去的那部分稿子也被毁了。幸而还有我亲手写的原稿，交去的是德沚抄的副本。何以不用原来的笔名（茅盾）而用逃墨馆主呢？这无非一时的好奇，让人家猜猜：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从没有写过的企业家和交易所等，现在有人写了，这人是谁呢？孟子说过，天下之人，不归于阳，则归于墨。阳即阳朱，先秦诸子的一派，主张“为我”，阳朱的书早已亡佚，仅见《列子》的《阳朱篇》保存“为我学说”的大概。我用“逃墨馆主”不是说要信仰阳朱的为我学说，而是用了阳字下的朱字，朱者赤也，表示我是倾向于赤化的。《夕阳》取自前人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比喻蒋政权当时虽然战胜了汪、冯、阎和桂、张，表面上是全盛时代，但实际上已在走下坡路，是“近黄昏”了。
《小说月报》既停刊，连载的计划自然打消，我乃决定写完全书后出单行本。于是在一九三二年，陆续把小说后半部之各章写完，其中写得最不顺手的是关于工厂罢工斗争的部分，这几章的大纲我就二易其稿，并删去了不少横逸的情节。但这些章节仍然是全书中写得最不成功的。我写小说（指长篇小说），往往在写大纲上煞费功夫，反复推敲；一旦正式写作，却常常能一气呵成，很少改动，因此，我的原稿总是十分整洁的。这大概是我写作的一个习惯。也就在我反复推敲那大纲的时候，我决定把题名由《夕阳》改为《子夜》。《子夜》即半夜，既已半夜，快天亮了，这是从当时革命发展的形势而言。
一九三三年二月，开明书店出版了《子夜》单行本。在这以前，我曾于一九三二年夏将《子夜》第二章第一节题名《火山上》刊于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创刊号上，又曾将《子夜》第四章题名《骚动》刊于《文学月报》第二期上。
也应当略述我如何而能参观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照规定，买、卖公债都得通过经纪人。证券交易所的门禁甚严，除了经纪人（数目不少）不能进去。大户自然用电话指挥他的经纪人做交易，小户想自己当场看到有利时卖或买，还有“抢帽子”（这是交易所的术语，指那些看到跌风猛烈时就买进一些，而数小时后行情回涨时即卖出，以博得小利的人），都得由经纪人带领，才能进交易所。还得说明：无论大户、小户、抢帽子的，手上都没有公债票，到月底交割时（交割即结算，交割期由交易所预先公布，大概都在每月二十五至月底这几天内），多头（即买进公债者）也不收公债票而只是收应得的盈利现款，做空头的亦然，即他不用交出公债票（其实他本来手头并无公债票），而只付出他输掉的现款。
为了进交易所的大门，我打听到商务印书馆大罢工时虹口分店的章郁庵（现在改名阳秋），是交易所的许多经纪人之一。我就找他，请他带我进交易所。他欣然允诺，并对我简短地说明交易所中做买卖的规律及空头、多头之意义。这在别人，也许一时弄不明白。但我则不然。因为交易所中的买卖与我乡的一年一度的叶（桑叶）市有相像之处。每逢春蚕开始，便有几个人开设叶行，其实他们手中并无桑叶。约在蚕汛前三四个月，开叶行的人们对即将来到的蚕汛有不同的猜度。猜想春蚕不会好的人就向他所认识的农民卖出若干担桑叶，这像是交易所中的空头；猜想春蚕会大熟的，就向镇上甚至邻镇拥有大片桑地而自己不养蚕的地主们预购若干担桑叶，这就像是交易所中做多头的。因为都是预卖或预买，每担桑叶的价格通常是低的，到蚕忙时，如果蚕花大熟，叶价就贵，预卖的不得不买进比他预卖时贵三四倍的桑叶来应付农民。这样，他就亏本了，甚至破产。而预买的却大获起利。反之，亦然，而预买桑叶愈多者吃亏愈大。叶市约三个月结束，而交易所是每月交割，所不同者止此而已。还有，开叶行的人也常哄传假消息，以使叶价或涨或跌。这些假消息不外是邻近某镇蚕花大熟或大坏之类。说邻镇蚕花大熟，就是说邻镇的桑叶不够了，要到本镇来买若干担，这就使本地叶价涨起来。反之，假消息说邻镇蚕花大坏，邻镇的桑叶就多，要卖到本镇来了，这就使叶价低落。这些关于叶市的知识，以及《子夜》中以丝厂为背景的故事，都是引发我写《春蚕》的因素。
《子夜》初版印出的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二月初，我从开明书店拿到了几本样书后，就在二月四日[45]和德沚一起，拿上《子夜》，还带了儿子，到北四川路底公寓去拜访鲁迅。因为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鲁迅知道我辞去了“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专门写《子夜》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中间，我还写了好几篇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如《林家铺子》、《春蚕》等，但《子夜》却始终没有出版，所以鲁迅曾多次问我《子夜》写作的进展。现在《子夜》终于出版，我自然应该尽早给鲁迅送上一册。这是一册平装本，精装本尚未印出。
那时，我赠书还没有在扉页上题字的习惯。鲁迅翻开书页一看，是空白，就郑重提出要我签名留念，并且把我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给我毛笔。我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他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起来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于是，我就在扉页上写上：
鲁迅先生指正茅盾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此后，凡赠人书，我都签上名了。鲁迅又让我参观了他专门收藏别人赠送的书的书柜，我看见，其中的有些书还精心地包上了书皮。然后，我们分成三摊活动。我和鲁迅交谈《申报·自由谈》上的问题，当时黎烈文已接编《自由谈》，鲁迅和我都答应经常给《自由谈》写杂文支持黎烈文。德沚和许先生闲聊家务事，而我的儿子则跟着海婴到他的“游艺室”玩去了。半小时以后，儿子突然跑了回来，向他母亲表示要回家去，原来孩子们闹矛盾了。许广平进了“游艺室”，大概向小海婴做了工作（那时海婴才三岁半），又拿了一盒积木送给我儿子。我们也就告辞了。
现在要叙述《子夜》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应。我一向认为：大家一致赞扬的作品不一定好，大家一致抨击的作品不一定坏，而议论分篇的作品则值得人们深思。《子夜》正是这样。请看当时的评论家对《子夜》的看法。
瞿秋白是读过《子夜》的前几章的，在《子夜》全书出版后，他用乐雯的笔名发表了短文《子夜与国货年》，登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这篇文章大家都比较熟悉，这里就不细讲了。文章认为：“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LARGENT”——《金钱》）。自然，它（《子夜》）有许多缺点，甚至于错误。然而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这在《子夜》不能够说不是很大的成绩。茅盾不是左拉，他至少已经没有左拉那种普鲁东主义的蠢话。”